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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諾貝爾文學獲獎者莫言和著名評論家張旭東的文學對話。是一本最淺易而又最深入了解莫言的評論。

莫言的寫作已有近三十年的個人史。從當代中國文學發展.絡看，這三十年是從簡單的回歸文學、形式創新，走向全面重建中國文學的偉大歷史瞬間，其中積累的文學經驗，當有待不斷挖掘、探討和回味。

自一九八二年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作為拉美文學爆炸的代表性作家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世界文壇上雖然不缺乏優秀作家，但同二戰前後大師輩出的陣勢相比，可謂處在一個歷史低潮期。當代中國文學，無疑最具創造出這種世界歷史性峰值的條件。

二○一二年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本身談不上是一個事件，因.它無非是對莫言個人成就和當代中國文學活力的名至實歸且略顯遲到的承認。但這畢竟是一個挾顯赫傳統與世界性威望的文學獎，克服西方人種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文化價值上的偏見，而授給了一位中國作家，其中的象徵意味深長。

作者簡介

莫言

原名管謨業，2012年以「迷幻現實主義糅合了民間故事、歷史和當代」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山東高密人，中國作協副主席，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文學博士。主要作品有《紅高粱家族》《透明的紅蘿蔔》《十三步》《牛》《四十一炮》《酒國》《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蛙》等。

張旭東

現為美國紐約大學比較文學系和東亞研究系教授。1986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著有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New Chinese Cinema,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The Last Decade of China's Twentieth Century，《幻想的秩序：批評理論與現代中國文學話語》、《批評的蹤跡︰文化理論與文化批評》、《全球化時代的文化認同︰西方普通主義話語的歷史批判》等。

「妖精現實主義」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敘事可能性──《酒國》中的語言遊戲、自然史與社會寓言

對於那些努力為市場經濟時代的中國尋求定義，或是尋求某種具有一致性描述的人來說，莫言的《酒國》提供了一種想像中的解決方案，一種審美快感，甚至一種道德淨化。這當然並不是說，我們可以從莫言的小說中看到關於中國的清晰圖畫，而是說，在《酒國》中，所有與當代中國聯繫在一起的幽暗、矛盾、混沌，儘管在分析理性看來，非常令人費解，但在一種敘事藝術品的界定中，則變為一種「詩學規範」( poetic norm)，並由此達到了在「可能」的世界中(與「現實」世界相對立)，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更具哲學性」。這部奇異、滑稽、令人反胃但又極具誘惑力的小說，是「文學粗糙性」( literary coarseness)與「風格無邊性」(stylistic boundlessness)的實驗。在這一實驗中，寫作的「絕對能量」(sheer energy)、多樣性、遊戲性，在不斷將敘事的特定形式推向崩塌邊緣的同時，為「再現」提供了各種新的可能性。在這一坐落於幻想與紀實之間的虛構空間之中，總有一些令人激動的「現實主義」的東西，既因為它對我們來說是熟悉的、可辨識的，也因為它觸及「歷史真理」與「價值判斷」這些更重要的層面。所有這些，使得讀者不得不產生疑慮，《酒國》中高強度的語言與形式遊戲，是否僅被用來提供一種「審美庇護所」，並在此之中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景象發動一場最無情、最輕蔑的進攻——既在社會諷刺的意義上，也在「道德—寓言」的意義上。

但我們也必須看到，作為一個農民出身的現代主義者，莫言從一開始就沒有對社會分析、道德批評、政治介入表現出明顯的現實主義傾向，對於中國文學生產領域令人眼花繚亂的多樣風格，他也並未表現出任何固定立場，儘管莫言的文學生產具備明顯的風格延續性，這可以追溯到八十年代中期，當他被命名為「魔幻現實主義 」時。人們看到的莫言更像是一個帶著農民的智慧與詭計的遊擊隊戰士，始終對中國日常生活的快速都市化與商品化投以厭煩的目光，而他在社會政治領域的規避( evasiveness)與看似超然的態度，則與其在形式與寓言層面的「強度」、「激進」與「大膽」相匹配。在莫言的世界中，現象世界很少得到再現，而是被「形式–敘述」空間所吞沒，並由一種無情的虛構邏輯轉化為寓言性形象。在這個意義上，顛倒的反而成為真實的。

莫言小說的「敘事」，顯然並非作為反映「真實」( the real)的管道，但也正是在其作品的「敘事構造」(narrative enterprise)中，後社會主義中國的諸種碎片化現實，找到了自身形式與道德的確定性，甚或意義性——常常棲身於「眼花繚亂的曖昧性」、過剩、褻瀆、「無意義」的形式中。對於一個缺乏「社會–歷史構架」和「道德–政治構成」的時代來說，這是一九九○年代中國諸種失了根的、無家的、彷徨的經驗、意象、記憶與幽靈的「象徵性落座」symbolic dwelling) ——這種「象徵性落座」即便不是註定的，也是一種優先之物。從這點看來，《酒國》中的「酒國市」恰恰象徵醉漢眼中呈現出的中國：模糊但依舊鮮明；奇異、荒誕、但仍具有一種獨特的邏輯性；令人發狂的不一致，但又具有令人驚異、不知羞恥的清晰感。一方面，這裏有一種「自然史」的陷落，伴隨著所有或陳舊過時，或剛被創造出來的表達、姿態、理念的混亂的咕噥。在另一方面，借用拉康( Jacques Lacan)對「無意識」的觀察，「酒國」也是像「語言」一樣被組織起來的。倘要用一種超越犬儒主義的態度閱讀《酒國》，並抵制從最負面的態度，最具「顛覆性」的眼光去看待今日中國的誘惑，就要抓住《酒國》中處於活動狀態的語言，去辨識出這一語言的語法，一種與旨在交際、再現、編碼的傳統理性的語言相對抗的語法。